李鸿章等人只是从军事角度考虑，担心曾国藩的安危，而曾国藩自己却有着更深的考虑。他很清楚，他现在不能躲在长江边。因为那样做的话，完全没有东进苏州、常州的态势，咸丰皇帝会怀疑他不听调遣、拥兵自重，言官们也必将纷纷上书弹劾他。到时候，局面就被动了。反之，如果驻兵祁门，被太平军攻击一番，让大家都看到东进的危险，那么不但言官们无话可说，咸丰皇帝也不好再责怪他。最终，所谓的东进，也就可以不了了之了。此举虽然危险，但却是避免局面被动的唯一选择。所以，曾国藩不顾幕僚们的纷纷反对，坚持驻兵祁门。
东进苏州、常州的风波刚过，曾国藩又遇到了另一件麻烦事。原来，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兵锋直逼北京。满清贵族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铁骑和胜保率领的八旗兵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与英法联军决战，结果大败。僧格林沁狼狈逃窜，胜保还受了枪伤。昏庸无能的咸丰皇帝一看形势不对，赶紧逃亡承德避暑山庄。同时，他向曾国藩发出谕旨，命湘军精锐鲍超部北上救援。
曾国藩接到这份谕旨后，感到非常为难。一方面，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作为大清的臣子，他不该阻止鲍超为国家效力，为朝廷尽忠，理应允许他北上，与侵略军决一死战。但是，当时湘军和太平军在安徽的决战即将打响，一旦鲍超北上，湘军将失去霆字营这支湘军当中最能打硬仗的部队，这对战局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曾国藩实在不愿意鲍超北上。
曾国藩一个人决策不了，只好召集幕僚来商议。幕僚中的大多数，以民族大义为重，都劝曾国藩同意鲍超北上。只有李鸿章表示了反对。
李鸿章对曾国藩说：“学生以为，英法联军已经杀到了北京城下，破城而入是迟早的事。这个时候再调兵北上保卫京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英法联军入侵中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商。灭亡中国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好处，只有坏处，他们不会干这么傻的事。所以，学生估计，英法联军在攻下京城之后，马上就会和中国议和。总而言之，对我大清构成真正威胁的，是长毛，而不是英法联军。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对付长毛，而不必管那英法联军。”
曾国藩经过慎重的思考，觉得李鸿章的话是有道理的。既然北援完全没有必要，那么朝廷那边如何搪塞过去呢？曾国藩想不到好办法，只好依旧询问李鸿章。
李鸿章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八个字，‘按兵请旨，且无稍动’。”
李鸿章的意思，曾国藩是最明白不过的。思考良久之后，他决定按照李鸿章的计策行事。他给朝廷上了一道折子，提出鲍超人生地不熟，断不能至，必须在他和胡林翼之间选一个人北上保卫京师根本。这其实是在拖延时间。当时还没有电报，奏折往返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清廷议和的话，李鸿章的谋划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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