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好，我已与我的儿子去了另一个地方。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保护他。我害怕你们共有的爱，它平摊得太过稀薄。不管是人格建模，梦境检测，规范化情感教育，或是“职业父母营养片”，都使爱成为可以量化成果、罐装生产、广泛分化、高度标准化的产品。这令我感到耻辱。比起你们标准化的、添加防腐剂的爱，他更需要缺陷、斗争、痛苦、动荡、孤独、反复的自我扬弃。沙扬娜拉，罐头人们。”
“好吧。”我把信折起，“那就不管我们的事了。”
“他之所以这么做，与其说是为了保护儿童的个性，不如说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个性。”许宛认真说，“不觉得吗？”
“成年人需要的总是更多。”
“更多爱？”
“比爱更多，你听没听过一个悖论？叫‘美学家悖论’。”
“‘美学家悖论’？”
“是的，美学家以艺术来抚慰创痛，逼近幸福，但当幸福真的来到，艺术却失去了意义，灵感走向枯竭。快乐和安定，使人远离自己的力量，造成惶恐。吴老师，告诉我，你是否害怕失去自我？”
“失去自我？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许多人厌恶这一切。我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对于技术、商业渗透天然的情感，那样感到厌恶和恐惧。爱，假若神圣不可侵犯，则必须保持其天然的特征。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公学就没有权利剥夺父母的抚养权，因为公学没有资格“仿制”与“优化”父母天授之爱的资格。
可是，恰恰是这种“仿制”、“优化”的代劳，支撑起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普惠的教育体系。公学体系甚至都没有让财政流血——因为那些成功的毕业生总是源源不断地捐款回报，前赴后继地想要回到母校表达感激。
“爱”是公学教育的核心，在此之前，旧的教育体制强调学科教育、前途教育。在公学中，学科教育恰恰是公学教育中最不关键的一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学教育也正是为了抗衡扭曲、功利、压榨到极致的学科教育，才用相互关爱的师生、同学关系，来逐步替代人和人之间自私的利弊关系，最终目的是造就一个“共爱社会”。
当然，一切还只是刚刚开始。
我们不断吊销家长资格的过程，就是这个漫长过渡期的代价。
我相信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
8
雨停了，我们得去最后一家吊销最后一对父母，漫长的一天终于要结束。不知为何，最后一个地址很耳熟，让我心里格外别扭。
我们开车来到那里，我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手伸到门框上，拿出一支盖着灰尘的钥匙，打开门，走进去。许宛哼着悠闲的小调跟进来，她大大咧咧地脱下鞋子，拿出毛绒拖鞋套在脚上，一路捡起摊在地上的杂志、啤酒瓶，扔进垃圾桶里。又捡起洗衣篮里发臭的脏衣服，走进盥洗室塞进洗衣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