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创朝之初，把土地均分于民，使人人有田种。所以一般来说，只要开国君王不太混蛋，新朝之初都会迎来一个太平盛世。但是，农耕型社会最显著的问题就是，农民对天灾人祸的抵抗力太低，稍遇年景不好土地欠收，就会导致农民破产，而唯一能够维系生存的，就是质押乃至出卖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破产的农民越来越多，土地就会逐渐从多数农民的手中聚拢到少数的富户名下，形成了地主阶级。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依附于地主阶级，被迫接受地主阶级的剥削，生活更加困苦。”
“大宋对土地兼并的抑制是历朝历代最为宽松的，所以大宋的土地兼并问题也是最严重的。土地大量的流入特权阶级手中，致使农税逐年萎缩。”
老者看了一眼唐奕，笑道：“可是，朝廷的税收为何不见减少，反而逐年有升呢？”
唐奕答道：“那是因为商税的收入渐丰，抵消了农税的缺口。而且，失去土地的农民一部分依附地主阶级，一部分则转移到工商业之中，进一步缓解了阶级矛盾。”
“而大宋不抑商，使得工商业空前发达，大大缓解了土地兼并带来的隐患。”
老者暗暗点头，“那另一个问题呢？”
“二是历史遗留问题而面临的困境造成的。”
“哦.....”老者一声轻疑。“你倒是说说是什么问题？有哪些困境？”
唐奕摇头一笑，“国朝是采用科举和封荫两举并行选官。因为唐末武乱天下的缘故，太祖立朝之初唯恐再走回前人老路，所以用文官制衡武将。恐皇权失控，又用士大夫制衡皇权，而官员又是职、权、俸三分而定。这种无处不在的制衡之道致使官冗难除、职权不明，朝庭做事的人少，看戏的人多，政令难行也成必然，朝令夕改更是常态。”
大宋从立朝一直到神宗年间，官场的职权俸分离，可以说乱到了极点。
官员任着兵部的职，管的却是户部的事，而领的是中书省的薪水。
这种看似荒唐的事情，在北宋初期却是常态，不单军事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官场一样是“权不通职，事不通权”。
“另一个大问题是国都开封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唐奕顿了一下，又继续侃侃而谈。
“开封地处平原之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若北方来犯，一过国境线就是一片坦途，驱兵不足千里就能兵临东京城下。所以，朝廷不得不蓄养重兵戍卫京师，几十万的禁军粮饷平白的耗费在了这一地理劣势之上。”
“而儿皇帝石敬瑭把燕云之地卖给了契丹（石敬瑭认爹的时候，辽国还叫契丹），大宋北地千里国境亦是无险可守，还是只能用人去填，进一步加重了兵事的耗费。”
唐奕两世为人，在千年后的华夏，争论最多的就是宋朝。这个华夏文明最巅峰的时代，它既是幸运的，也是最不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