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面的记载可以看出，庆封是一个骄奢无礼，又不学无术的人。庆封在齐国做了不少坏事，最终也罪有应得，落得个灭族的下场。可以说，叔孙赋的《相鼠》这首诗也算是应验了。
庆封出使鲁国，只是自己遭到了耻笑，而在他之前，齐国大夫高厚歌诗不当，后果就严重了许多。
晋侯与诸侯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左传·襄公十六年》）
当时，晋国是诸侯的盟主，宴会诸侯，鲁、宋、卫、郑、曹等国的国君都来参加，唯独齐侯没有来，派了大夫高厚做代表。在宴会上，晋侯让在座诸大夫舞蹈，舞蹈的同时歌诗，并且设置了规则。这也是诸侯宴会中的一种仪式。各国的大夫的诗都合乎规则，只有高厚的诗不合乎规则。晋国大夫荀偃发怒，认为齐国有异心。晋侯让大夫们与高厚一起盟誓，高厚却逃走了。于是各国大夫一起盟誓，要共同讨伐异心者。
《左传》中记载的这个故事有些语焉不详，没有说大夫们歌诗的内容，也没有说清楚高厚为什么逃走。可以说，齐侯没有参会已经引起了晋侯和其他诸侯的不满，所以高厚“歌诗不类”，很可能是诸侯迁怒于齐的一个借口。虽然根本原因不一定在于歌诗本身，但是，仅仅“歌诗不类”就可以作为认定齐国“有异志”，进而成为共同讨伐齐国的名正言顺的理由。由此可见，诸侯外交中《诗经》起到的重要作用。
“赋诗言志”是诸侯外交中的重要仪式，所赋的有时是整首诗，有时也可能是一首诗中的某一章。不管当事人所赋的是整首诗还是某一章，往往都是选取能迎合当时情形的特定的字面意义或者比喻义，并不一定要完全符合原诗作的背景和主旨。所以，这种赋诗也被后人称为“断章取义”，也就是说当时的赋诗主要是借用《诗经》的语句来表达个人观点，它并不完全遵循诗句的本意。这里将《左传》记载的著名的“断章取义”式赋诗摘录下 来：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或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卒享。
有很多书友在找一本叫《唯美古韵：《诗经》读解》的小说，这本小说是作者苍 梧写的诗歌散文风格的小说，小说的内容还是很有看头的，比较不错，希望各位书友能够喜欢这本小说。赵衰的表现是非常关键的：外交赋诗中，必须真正领会对方的意思，并做出与之相应的符合礼节的行为，才能赢得对方的尊重。所以在重耳赴宴之前，子犯会推荐赵衰。当时，子犯是重耳身边最重要的辅臣，本应在宴会上陪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