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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憔悴的老母亲大概已被生活折磨得焦虑和充满怨怼,可当我亲眼见证生活的苦把女人的同理心打得稀碎,仍旧让我十分无力和失落。
我站着没动,说:“我本来想报警的,知道你们家的情况后就放弃了,你们的情况我理解的,但也请理解一下我。我现在是录了音的,你们闹的、说的,我都录了音。”我拿出手机,轻轻晃了晃。其实我又撒了谎,我没录音。
“吓唬谁呢?谁还不会报警呢?出去!”
这时孩子的外公出来了,五十来岁的男人,身材高大,花白的短发,他劝住妻子,对我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会注意的。”
女人紧绷的情绪好像因为我而找到了一个突破口,指着我大喊:“你出去,出去!我要报警了!”
我往后退,不再看她,也不再看轮椅上那个可怜的孩子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对男人说:“麻烦您协调一下。我也有困难。你们白天怎么闹都可以,闹到这时候真不合适了。”
男人说:“好的好的。”
“出去!”
男人训斥她:“你这人就这样,对谁都这么说话!”
“咱家有病人,这女的带细菌进来怎么办?!”
我离开,楼梯里回荡着我单薄的脚步声。对于我碰到的这个麻烦,我能做的都做了,解决不了也没必要再去纠缠了。理性提醒我,面对时刻处在崩溃边缘的人,我还是不要去当那最后一根稻草。
我第二天就去买了一对耳塞。而在这天的晚上,我已经开始条件反射似的等待噪音临近,焦躁地在客厅和卧室之间走来走去,不时抬头看看天花板。
“咚,咚,咚!”
皮球又在响了,我欲哭无泪,开始打开手机找租房信息,音煞无法化解,本姑娘只能一走了之。
“咚咚!”皮球又弹跳了一下,但好像被谁踩住了,然后,慢慢地,像石头沉进湖底,最终没有了声音。
我等到十二点,除了隐约的轮椅滑动的声音响了一会儿,不再有别的噪音。接下来的日子里也是如此。即便深夜有声响,也不是让我发疯的那种了。
那天上门沟通,并不是没有效果。
住在二楼,对安全问题也必须重视。
隔壁吕爷爷家被盗了。深夜,老两口在卧室睡觉,窃贼……